同时这一时期
来源:    发布时间: 2018-06-03 22:33    次浏览   

1933年至1934年间,毛泽东在指导中央苏区的扩红、查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群团工作中写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和文章,对开展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1933年6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指出:“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他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强调“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提出,要迅速开展经济建设,首先应从组织上动员群众,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其次应摒弃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以及命令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报告中提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这些论述都强调了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论证了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且对群众不断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在革命政党的周围,建成一道任何反动势力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门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表述,也是“群众路线”最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

1928年7月,党的六大制定的《政治决议案》规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六大”精神,同党的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

毛泽东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奠基人”。毛泽东在领导创建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开始了党的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并对党、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和系统阐述。1929年12月,根据《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精神,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把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制定了适合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建设实际需要的指导性文件。它不仅在当时较好地解决了六大党章未能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而且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长远的指导作用。要求“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成功实践。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残酷的斗争形势,由于党坚持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牢牢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并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同时这一时期,由于对革命形势估计错误,在工作中也出现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起义的情况,使党严重脱离群众,给革命事业造成一定的损失。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开展土地改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党的制胜法宝。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在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粉碎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围剿”的过程中,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探索、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1927年,我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写到“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